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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4 05:52:47 来源:hi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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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好酷 新闻】2017-11-24 13:17:55

  原标题:历时近20年,大师们如何点校出二十四史

(左起)中华书局编辑赵守俨、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翁独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编辑何英芳在进行“二十四史”以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图/作者提供  (左起)中华书局编辑赵守俨、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翁独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编辑何英芳在进行“二十四史”以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图/作者提供

  “翠微校史”:西北楼里的大师们 

  文/赵珩

  所谓“翠微校史”,不知是谁冠以这样诗意的名称。而其所指,就是1963年从全国院校抽调专家学者,住到北京翠微路2号院中华书局西北楼,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

  我的父亲赵守俨(注: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从始至终参与并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工作,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1963年,我只有14岁,虽然从小受到家庭熏陶,对文史有兴趣,但对点校二十四史是怎样的工作和过程,是完全不清楚的。只是由于我家住在翠微路的机关宿舍,与那些参加点校的学者们朝夕相见,所以尚能从侧面回忆些当时的情景。

  西北楼

  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是中国学术史和出版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二十四史的点校历时近20年。

  严格说,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50 年代末到“文革”前夕,而第二阶段是从1971年5月到1977年11月《宋史》出版,全部点校工作完成。

  在第一阶段中,前四史的点校是整个工作的前奏。《史记》在顾颉刚先生点校的基础上由宋云彬先生再次加工整理完成;《汉书》是由傅东华先生在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的基础上加工完成,《后汉书》的点校主要是宋云彬先生完成;《三国志》的点校是由陈乃乾先生完成。1959年《史记》正式出版,其他三史也在“文革”前陆续出版。 

  至于其他各史的点校基本是从1962年开始的,而集中各地的学者到中华书局参加全面点校工作则是从1963年开始。 

  翠微路2号院最里面有两座L型的宿舍楼,叫作西北楼和西南楼。当时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同在这个大院里办公,西南楼是商务的宿舍,西北楼是中华的宿舍。每座楼都是三层,各有三个楼门,每层有三个单元房,两个三居室,一个两居室。房间的面积都较大,冬天的暖气虽然烧得不好,但是都有。

  我家住在西北楼二门二层一套三居室的单元中。西北楼一门和二门基本住满,只有三门里没有几家人,绝大部分单元都是空着的,够住二十几人。

  从1963年初开始,西北楼就陆续住进参加整理二十四史的各地专家教授。家在北京的教授为了工作方便,不受干扰,也有住在这里的,但是不多。 

  从1963年到1966年的上半年,人员的流动很大,你来我走,有的住的时间长,有的住的时间短,最多时十六七人,最少时只有七八位。房间的配置是每位一间,里面有单人床一张,书桌一张,书架一个,衣柜一个,十分简单,类似招待所的性质。 

  很多教授在回忆这段生活时都很怀念,主要是那里比较幽静,工作条件较好,生活也算方便,更兼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条件相对好转。

  当时没有煤气,中华书局职工和家属都要自己生炉子做饭,外调来的专家学者则不用做饭,一律在南面的大食堂吃小灶,到吃饭的时间,走几步就到食堂,坐在饭桌前就行了。那时我家虽自己做饭,但也常到大食堂去买些主食,经常看到他们围坐在大圆饭桌前吃饭。鸡鸭鱼肉每顿都有,还经常能吃到外面买不到的大黄鱼、海参、对虾什么的,伙食相当不错。早点也有牛奶、豆浆、稀饭之类。这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很高的规格了。 

  负责他们生活起居的专职工友高培义,是个个子不高、 很憨厚的年轻人。因为单元里没有炉火,所以每天要及时给他们送开水。这位高师傅每天两三次给他们送水,一手提着四五个铁皮暖壶,穿梭于西北楼和大食堂之间。 

  每逢春节,多数住在这里的教授学者都要回去过年,整个西北楼三号门里会是空荡荡的。 

  教授们

  我的父亲生于1926年,1958年从商务印书馆调到中华书局时只有32岁,是金灿然先生发现他的才华和能力,让他负责古代史编辑组的工作,他也是中华书局最年轻的中层干部。后来他主持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时,也不过三十六七岁。但是,许多整理工作的规划都由他起草,加上他的家世背景和实际水平、工作能力,得到了那些老先生们的肯定和尊重。因此,他与各地来的专家教授相处得十分融洽。 

  这些专家学者中,我印象最深的多是在这里住得较长的。如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先生、张维华先生、卢振华先生,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先生、陈仲安先生,中山大学的刘节先生,吉林大学的罗继祖先生。家在北京的则是北大的邓广铭先生、中央民族学院的傅乐焕先生,还有就住在这个大院里的宋云彬先生等。不过宋云彬先生并不住在西北楼,而是住在大院一区的一栋日式别墅中。当时《明史》的点校工作是郑天挺先生带着南开的教授在天津做的, 不过郑天挺先生有时也住在这里。北大的王永兴先生后来是内子的导师,他也经常回忆起在西北楼的日子。 

  那段时间父亲的工作很紧张,经常要伏案到深夜,几乎没有星期天。我记得每到周日的上午都有老先生们来我家,主要是就点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校勘体例等与父亲商量。来得最多的是王仲荦、唐长孺和宋云彬三位先生。王、唐两位先生来此都是谈点校工作问题的,而宋先生来此谈完工作以后,聊的闲话也最多,甚至和我也要交谈几句。

  宋先生儒雅倜傥,爱好很多。我记得他曾请我们全家进城(那时管到市区去叫“进城”)去看戏。宋先生也好书画。那时房子不讲究装修,父亲的书房墙上有处地方掉了墙皮,就想用字画遮挡一下。选来选去,一般条幅都不够宽,遮挡不住,于是就挑了一幅董其昌的行书中堂遮挡,中堂上题五言绝句:“春风二月时,道旁柳堪把。上枝拂官阁,下枝通车马。”那幅中堂虽然是先曾叔祖赵尔萃傲徕山房的旧物,却是清人所仿的赝品,所以随便挂挂也无所谓。那日宋先生来,颇注意,来回端详,还说写得如何好。宋先生虽然比父亲大将近30岁,但总是将父亲当成朋友。按道理,我应该叫他“宋爷爷”,但因他和父亲同事,一直以“宋伯伯”相称。前年,宋云彬先生的文孙宋京其等家人将他所藏书画拍卖,以其所得建立了“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此举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一致好评。今年春节,京其来寒舍,我们还谈起许多翠微路的旧事。 

  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先生曾受业于章太炎,是章太炎先生晚年的弟子。王先生不但是治魏晋南北朝史的着名史学家,也是执教山东大学40年的教育家,门人学子遍布海内外,影响卓着。不过我见到的王先生却是非常谦和慈爱,没有任何学术权威的架子。他方方的脸,比较胖,总是笑嘻嘻的,说话细声细气。他在西北楼住的时间较长,也常来我家,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1966年11月,彼时二十四史点校第一阶段因“文革”而停止,王先生也早就回到济南。当时我借着“串联”之名去江南游山玩水,第一站先到了泰山,在泰山上盘桓了三日后,下山到了济南,就直奔他在山东大学的家。他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家中也很平静。他的夫人郑宜秀先生比较年轻,很能干,事业心也很强。王先生夫妇对我这个不速之客非常欢迎,体贴周到至极。我对他家最深的印象就是家庭和睦,即使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也能感受到其乐融融的气氛。他们让两个孩子第二天陪我去游大明湖,临走还特地叮咛我们不要在外面乱吃东西,必须回家吃饭。我在那里虽然只住了两夜,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唐长孺先生也是专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执教于武汉大学。我虽不是学习历史的,但是青年时代读过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续编,唐先生的名字很早以前就知道。唐先生也是两度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与我父亲的关系很好,后来还有很多交集,直到晚年还与父亲有很多书信往来。 

  那时同唐先生一起住在西北楼的还有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助手陈仲安先生,陈先生实际上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唐先生的个子比较高,陈先生矮一些,两位都是高度的近视眼,眼镜片都像瓶子底一样厚,看得出来是一圈一圈的。陈先生除了要协助唐先生工作,还要照顾唐先生的生活起居,足尽“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唐先生说话走路喜欢仰起面孔,这也是平时的习惯,并非是傲气。陈先生随侍左右,寸步不离。 

  最有意思的是这师生两人在晚饭后的散步。那时翠微路2号的院子很大,从西北楼出来围着大院转一圈要十几分钟,他们走得慢,走走停停,大约要半个多小时。“亦步亦趋”这个成语在他们师生二人身上得到最真切的体现。两人遛弯时,陈先生总是在唐先生身后一步之遥,不论快慢,这个距离是不会错的,绝对不会与唐先生并肩而行。但两人的步伐却是完全一致,唐先生迈左脚,陈先生不会迈右脚,他完全按照唐先生的步伐行进,有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步子错了,就会马上调整过来。我当年最喜欢看这师生二人晚饭后遛弯,前面是唐先生倒背着手信步走,后面是陈先生在一步之遥外紧跟着,特别有趣。 

  我记得唐先生第一次下了火车来中华书局报到,那时陈仲安先生还没来,好像是过了中午食堂的饭点,父亲就带着唐先生到我家吃饭,我母亲在匆忙之间很快弄出几个荤素兼有的饭菜。后来唐先生向很多人夸过我母亲如何庄静贤淑,如何能干。

  张维华教授是住在西北楼的教授里年龄偏大的,也是山大的教授。我对他的印象不太深了,只记得他是山东寿光人,一口的山东话。

  我对卢振华教授的印象却很深。他在点校二十四史中主要是负责《南史》和《梁书》的标点。卢先生的头比较大,而且谢顶,个子也较高。

  他有个儿子叫卢今珏,比我小两岁,长得并不像他,常从济南来北京看他,寒暑假会在西北楼住一个假期,与大院里的孩子混得都很熟。卢先生非常溺爱这个儿子,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位卢公子在生活上又比较讲究,喜欢追逐时髦。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可攀比的,自行车是最可以炫耀的东西,他一直磨着卢先生给他买一辆二六型号的新自行车。当时买车的钱倒不是问题,关键是要票。于是卢先生为了儿子到处奔走,逢人就打听哪里能弄到自行车票,再有就是咨询到底是买二六的还是买二八的,是买“飞鸽”的还是买“永久”的。卢先生很少来我家,但有次特地为儿子买车的事登门造访。他一口湖北话,将二六自行车的“二六”永远读作“而流”,从此我们也管二六自行车叫“而流”,这在我家成了个“典故”。大概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这位卢公子如愿以偿,天天骑着锃光瓦亮的新车在大院里转悠。 

  中山大学的刘节先生资格很老,曾受业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院。他在翠微路2号院西北楼住的时间不太长。“文革”中刘先生替老师陈寅恪挨斗的事在学界广为流传,他无论在治学还是为人上都有“士”的风骨。在当时住在西北楼的教授中,他的年龄属于比较大的,个子也较矮,但是走路很快,一点没有老气横秋的样子。从食堂吃完饭后,他常常第一个快步走回宿舍。 

  刘节先生对于中国史学史有精深的论述,也是一位秉承中国传统儒学理念的学者。他敢说敢为,在那时的政治气候中也能发表不同的学术见解,很令人佩服。住在西北楼的时候, 他不太与人交流,也很少看到他出来散步。 

  对吉林大学调来的罗继祖先生我也有很深的印象,原因是,他是永丰乡人罗振玉的文孙。 

  我从小看过不少罗振玉的照片,对罗振玉的形象比较熟悉,但是我从眼前这位罗继祖先生身上怎么也找不到罗振玉的影子。罗继祖先生身材矮小,瓜子脸,额头比较宽,戴着一副眼镜,又有些黑瘦。看他晚年的照片,倒是显得胖了。他从小在祖父身边长大,从来没有进过任何学校,接受的完全是庭训教育,但无论是经学、小学、史学还是博物金石之学,根底都极为深厚,这与我父亲所受教育的方式有相似之处。罗先生虽然比我父亲大十余岁,但应属同辈人,两人的祖父都是清末的人物。不过,在那个年代,他们除了工作中的交集,都缄口不言旧事。罗先生主要是参加《宋史》的点校工作,其实,他对于辽金史的研究更为擅长。 

  南开的郑天挺先生主要在天津主持《明史》的点校工作,但是也偶尔住在西北楼。我估计他主要是来参加点校工作的碰头会。郑先生和谢国桢先生都是明史专家,我父亲与这两位都有较多的来往。 

  陈垣先生也参加了点校工作,因为他年事已高,从来不来中华书局,都是父亲往来于北师大与中华书局之间,有什么问题就向他请教或汇报。

  邓广铭先生在北大有家,但是也在西北楼住过一段时间。这些学者的着作我读过最多的,就要数邓先生的了。我从小崇拜岳飞,但凡关于岳飞的小说(如《说岳全传》)、戏曲、评书、绘画等无不关注。邓先生的《岳飞传》我少年时代误以为是小说而读过,虽然后来发现是关于《宋史》和岳飞的考证性学术着作,也还是硬着头皮读了下来。以后又读过他的《辛弃疾传》和《辛稼轩年谱》。

  邓先生在这批人里算得是身材略高而比较胖的,肚子也比较大,尤其是他的眼袋很突出。这让我总是想起 《岳飞传》里一幅木刻版岳飞像插页,那是迄今最为经典的岳飞木刻版画,上面的岳飞也有较大的眼袋。我总觉得邓先生和岳飞长得很像(其实是个错觉,一点也不像),而他的名字又总是和岳飞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在背后给他起外号,叫他“岳武穆”。有时在院里碰到邓先生,回家就说遇到 “岳武穆”了,因此多次受到父亲的斥责。 

  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的傅乐焕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早年曾在傅斯年的举荐下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他虽然家在民族学院,但也住过西北楼,与父亲交谊很好。他主要是负责点校《金史》的工作。

  1966年5月,“文革”虽然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是大专院校已经是疾风暴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傅先生被诬陷为“特务”“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和“反革命分子”,被揪斗多次,遭受殴打和人身侮辱。不久,他就在陶然亭投湖自杀。

  大概傅先生是“文革”中最早自杀的学者,他的死给了父亲极大的刺激。我还记得,消息传来,父亲既不敢声张,又很紧张,也异常难过,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傅先生的卒日,也是“翠微校史”第一阶段的终结。从1966年四五月间起,西北楼里的教授们陆续走光。 

  三号门的灯光

  1966 年以前,前四史均已经完成出版,其余各史尚在加工阶段。

  整个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中,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是由上海方面进行的。《明史》基本是在郑天挺先生的主持下在天津南开做的标点工作。所以住在西北楼中的教授们主要是对《晋书》、南北朝“二史八书”以及《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进行标点校勘工作。那个时段《清史稿》还没有纳入这项工程。

  1971 年春天,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重新上马。

  我父亲从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恢复工作,这也是二十四史整理工作“梅开二度”的早春天气。嗣后,不少文史界耆硕相继走出牛棚,走进中华书局,开始了新的点校工作。唐长孺、启功、王锺翰、张政烺、阴法鲁和周振甫等先生都是那时恢复或参加了此项工作的前辈学人。 

  虽然两度参与这项工作的学者在全国达到百余人,不过川流往来住在西北楼的学者教授最多时也不过二十余人。 

  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有的睡得很晚,有的起得很早,有的习惯夜间工作。因此,西北楼三号门里经常彻夜有灯光亮着。窗前书桌上台灯昏黄的灯光透过窗帘,总给人一种安谧而又跃动的感觉。

  “翠微校史”虽然只是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之一隅,但却是令人难忘的记忆。这些老学者们的勤奋和执着,学养和品德,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对如今已进入老年的我来说,仍然依稀于眼前。

  (经授权摘编自赵珩所着《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中华书局出版)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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