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抗战时期，蒋介石是否与日本接触？吴景平根据目前的研究发现，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的主流部分是与日本谋和、秘密投降的，从蒋介石的日记和日本保留的记录来看，蒋介石以及代表蒋介石的宋子文、孔祥熙，也确实都与日方有大量接触，但矛盾的是，蒋介石一直通过情报人员对宋、孔二人与日本的接触采取监控。
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孔祥熙有一次对蒋介石表示，要与日本谋和，但蒋介石坚持要抗战，双方都火冒三丈。因为孔祥熙当时主持行政院工作，除了军事以外，什么都管。他说，中国处于外交艰难和财政糟糕之极的状况，大家对战局都很悲观。他建议，这不是投降不投降，只要蒋介石保持沉默，不反对就可以，一切由他出面去办。但是双方的谈话不欢而散。而在汪精卫投降日本以后，蒋介石关照宋和孔要尽量拖延，争取时间组织汪政权的出笼。汪政权出笼后，他又指示宋子文和孔祥熙要尽量阻止汪政权被承认。
从蒋介石的日记还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宋子文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他对宋的理财和外交才能颇为器重；但另一方面，蒋认为宋的个性并不为自己所驾驭。所以，蒋表面上授予宋对美交涉的全权，但实际上蒋并不完全信任宋，很多问题蒋仍要宋向他请示。但宋子文却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很多问题宋子文更是先直接找白宫和其他美国军政当局了解情况，进行必要的疏通，在他看来，要谈到有把握时才告诉蒋。特别在后来，宋子文与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之间的互信都成为问题。
而对照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日记，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蒋介石在日记中大骂宋子文的时候，往往是蒋介石要求宋子文给他财政拨款而被拒绝的时候。在某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又对宋子文大骂，翻看那天行政院的记录和宋子文的日记，发现蒋介石又一次要求宋子文拨款，结果宋子文回答说：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要不就撤我的职吧。说完拂袖而去。在宋与蒋交往过程中能看出，宋子文表面言辞恭敬，背后实际是对蒋介石相当保留的，尤其到了后期，他已不愿将自己的政治生命和那个已经走向末途的国民党政权有过多公开和直接的联系。对从大陆战败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宋子文已不再抱现实期望。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蒋介石日记是一个失败政权的领袖所写的日记，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国民党是如何走向衰败的。”吴景平说，“其实在1943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道：‘本党完矣。’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国民党内部大量贪污、腐败的事实，以及他无能为力的无奈心情。”
从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国民党在最初也有朝气蓬勃的革命时代，但是后来由于不尊重大众的基本利益，逐步走向衰败。“对这些问题，过去我们的历史都有阐述，但是认识是有缺失的，也没有第一手的‘当事人’资料。或者说，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全面。而蒋介石的日记显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的作用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吴景平说，研究民国时期的史料，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和全面地了解历史。比如，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出二战胜利时他的矛盾心态——以中国的国力，既要保持主权，又要保证领土不被侵犯，很难做到。因为当时盟国战胜了，但是中国既没有能力打到日本去，也不可能接受日本的投降，所以当时是由前苏联和美国共同接受日本的投降。这是当时国力积弱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果当时中国国力强盛，那么接受日本投降就不会有前苏联和美国的共同参与。
不过，吴景平也认为，蒋介石日记并不能简单地说就是真实的历史，因为这只是他个人记载的历史。而且新的史实的披露并不会颠覆我们已有的认识，因为现有的一切都是历史的选择，不是谁可以轻易改变的，也不是某些人记录的历史可以改变的。“蒋介石日记的面世将有助于海峡两岸求同存异。这是毋庸置疑的。”吴景平说。
吴景平的课题组现在还在进行民国时期上海金融史的研究，他们从10数万卷的金融史料中发现，无序的金融业在当时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不了解历史，不能使我们充分吸取有益的可借鉴的东西。”这位已经研究了半辈子民国历史的学者说，“这些研究的进展并不是仅仅关系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更关乎我们是否能够把现在的事情做下去，是否能够正确地面对我们现在所处的一切，而且更关乎我们的下一代是否能够客观地尊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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