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人就住在水边，口渴了，出门便是河湖，往水边一趴就喝水。罗布人用粗大的胡杨树凿成长槽状的独木舟捕鱼。撑船的篙是一根细长的胡杨树杆，一端是平头，用来插入水中撑船；另一头是尖的，用来叉鱼。罗布人的眼睛似乎能看穿水下的一切，一篙下去，一定能叉上一条大鱼来。罗布人还有罗布麻拧成的线编织鱼网，他们把麻网捆在胡杨木桩上，把网立在水中，一家人或者一伙人走进水里，呈扇面散开，回身向着布网的地方，一边大声唱着从爷爷的爷爷那里传下来的情歌，一边用胡杨木棒敲打着水面。水下的鱼被这阵势吓慌了，用最快的速度向立着的麻网逃命，前仆后继地被挂在了网眼里。罗布泊丰饶的时候，常常打一次鱼能吃半年。
罗布人的火种取自于击石打火和钻木取火。罗布人家都有一块白色石头，和与石头相配套的钢片。需要用火的时候，就用钢片击打石头，用击打出的火星点燃火引子取得火。或者钻木取火，他们用手弓（也叫做“锔弓”）拉动红柳棍，像原始人双手快速搓动木棍钻木取火。
罗布人多长寿老人。有些老人描述的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的模样和他们的探险活动，与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的文字记述和照片资料几乎一模一样。
系在河的尾巴上的人
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维吾尔族研究员阿不都·热依木亲自调查过罗布人历史，在罗布人的口述历史中，他听到了一个关于大搬迁的传说。罗布人说，今天的新疆洛普县的人是四个罗布人的后代，原来他们是阿不旦和喀拉库顺的人，后来是发生了鼠疫，人们就开始逃离，这是第一次大搬迁——哪里有绿色就逃到那里。第二次大逃离是塔里木河断流，塔河岸边的人家四处找水居住，这时有很多人来到洛普县，洛普就是罗布的转音。
瘟疫的流行源于水源的断流，没有塔里木河的淡水的补充，罗布泊地区的水质会迅速恶化，炎热干旱，疫病四起。
据1956年的新疆民族调查资料(《洛普县地名志地》1987年版)，18世纪初罗布泊地区曾经发生过一次毁灭性的大瘟疫，罗布人只好逃离家园。罗布人分出两支逃离家园，一支向北沿塔里木河上溯，追随塔里木河而去，一支沿车尔臣河向西迁徙，逃到了和田洛甫县。罗布人在和田建立起的村落名为罗布里克。这个说法正好和阿不都·热依木的调查相符。
清代有文献载，在罗布泊的瘟疫过后，政府开始清点户口，给每一个幸存者发放一匹红布为贺，据学者杨镰的调查，一个老者向他回忆：按班派来的人不敢和他们直接接触，怕传染，只是悄悄靠近村子，守候在村头的胡杨林里，等到天亮，见到哪个茅屋里冒出饮烟，就在门上挂一条红布，事后数数挂了多少红布，就是还剩下多少户罗布人。
1921年罗布人又进行了一次大的迁徙，这次是因为塔里木河的改道，喀拉库顺湖又干了，水质恶化，瘟疫流行，阿不旦村中的一支，迁到了米兰开始农耕，他们把新的居所还称阿不旦。
塔河的改道给罗布泊南部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大片果村死亡，村落废弃，人们纷纷逃离家园。
但是，塔里木河再摆动，也没有甩掉系在它尾巴上的罗布人。没有哪一种人，像罗布人一样对河流依赖到这种程度，也少有一种人，被河流如此抛来甩去，也很少有什么人，像他们一样，对河流如此不舍不弃。
生存
罗布人为了生存下去，不断地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他们从渔人，变成牧人，从牧人变成农民。渔业—牧业—农业，人类用了几千年的时间缓慢而艰难的文明进程，却要一个罗布人以一生的时间来完成。
捕鱼为食，编芦为屋，织罗布麻为衣。男人划着“卡盆”在湖泊中捕鱼，女人和孩子则在芦苇丛中拣野鸭蛋或采摘蒲芡和沙枣。衡量一个人是否富有，是看他拥有多少个湖泊。女孩子出嫁时的嫁妆是一个个的湖泊。婚姻是在小的时候父母定下的，他们会在男女双方头上做一个记号，双方见了都明白，他是她的未来丈夫，她是他的未来妻子。结婚的时候以鱼网、卡盆(独木舟)、狐狸为彩礼，富有的人家会送上一个湖泊。
当原始的渔猎生活成为过去，湖泊变成沙漠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走上岸，拿起鞭子做起了牧人。“卡盆”船变成了羊群的饲料槽。然后他们学习耕种。直到上个世纪3、40年代，罗布人的耕种还是骑在马上进行的。大水漫灌之后，骑马将种子撒入土地，然后就等待着秋天的收成，不知道间苗锄草浇水等等田间管理，秋天有多少收多少。人们把这种最原始的耕作方式叫做“闯田”。
如果你遇到一个一百岁的罗布老人，他一定会向你说起他在独木舟上戏水的童年，赶着羊群不停地搬家的青年，以及学习种田的晚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人员考查后认为，罗布人生存方式的演化是研究民族、经济和社会极难得的活化石。罗布人身上浓缩着人类的历史。
关注微信
